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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資訊

如何走好鄉村善治之路
2019-01-17

  □ 我國鄉村治理滯后于鄉村發展,成為制約我國“三農”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時代變遷,鄉村治理面臨一系列新挑戰。

  □ 鄉村治理體系與城市治理體系的區別,主要在于鄉村治理是村集體制度與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織下的治理。

  □ 以黨的領導統攬全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加快形成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三治”結合的治理格局,是鄉村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隨著時代變遷,鄉村治理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如何讓農村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中央農辦副主任韓俊表示,以黨的領導統攬全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加快形成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三治”結合的治理格局,是鄉村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以自治化解矛盾

  在江蘇蘇州市吳江區開弦弓村,村民周梅生說,鄰里有矛盾,首先想到的是村規民約和找村委會。凡涉及承包地調整、集體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項,村民都會集體討論、民主決策。村里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教師等,通過村務監督委員會等議事監督機構廣泛參與到村莊治理中來。

  和開弦弓村一樣,目前,全國不少鄉村都制定了村規民約。

  “與城市社會不同,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說,鄉村治理體系與城市治理體系的區別,主要在于鄉村治理是村集體制度與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織下的治理。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看來,源于鄉土社會的村規民約一直是傳統的農村治理基本規范。如今,村規民約也不再只是簡單地維護生產生活秩序,而是逐漸轉化為農民與集體、他人之間利益調整的重要依據,對村民利益的整合功不可沒。

  韓俊認為,農村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歸結到一個“散”字。農民缺乏組織帶動和聯結,沒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缺少利益紐帶、情感紐帶、互助紐帶。因此,創新鄉村治理,提高農民社會組織化程度至關重要。應當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核心作用、自治組織的基礎作用、集體經濟組織的紐帶作用、其他社會組織的補充作用,讓農民得到引導、教育、服務和管理,讓農村家家戶戶聯系緊起來、守望相助興起來、干群關系親起來。

  村民自治尤其離不開黨的領導。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有128萬個農村基層黨組織、3500萬名農村黨員,這是鄉村善治最堅實的基礎。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基層黨組織組織能力強不強,抓重大任務落實是試金石,也是磨刀石。當前,農村正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推動鄉村振興,農村基層黨組織就要在這些重大任務中發揮領導作用。”

  正是在基層黨組織的帶領下,很多農村地區積極開展了村民說事、新鄉賢治村等自治實踐。

  以法治規范行為

  新形勢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訴求越發多元,村民間利益沖突風險提升;農民自主選擇行為空間擴展,而合理的約束規則未能及時形成。另一方面,隨著城鄉融合步伐加快,原本封閉的鄉村快速走向開放,村莊中涌現出不少的“人口凈流出村”,也出現了不少“人口爆炸村”,鄉村治理對象從原來單一的鄉村一元主體轉向開放多元的城鄉公民混合主體。

  提高農民法治意識,是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農村社會的法治氛圍較城市有很大差距,不少群眾遇到問題較少想到用法治方式解決,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沒有以法治思維開展工作的自覺,一些農民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缺乏法治觀念。因此,提高農民的法治意識,采取適合農民“口味”的普法方式就特別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民學法時聽得懂、學得進。同時要通過培育市場契約精神,來引導和規范農民的經濟行為。

  江西省永豐縣推行農村“法律明白人”“法律骨干”培養工程,建立完善“一村一法律顧問”制度,推進鄉鎮綜治中心視聯網建設,引導群眾知法、懂法、用法。同時,為實現農村矛盾糾紛“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該縣實行人民調解員“村聘民選”“鄉聘民選”模式,聘請本地能人為調解員,由群眾自主選擇調解員調解矛盾糾紛。

  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促進鄉村法治?當前,大量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即使在本地務工,也把主要時間精力用于增收上,對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熱情不高,也沒有過多的時間精力用于村內公共事物。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跨越城鄉區域的治理行為更加快捷高效,提高了治理的透明度。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不同層級的法律顧問微信群,推動村居法律顧問從面對面咨詢解答到網上引導化解并重,收到良好效果。

  以德治春風化雨

  日前,湖南省東安縣井頭圩鎮黨委將“孝老愛親模范”牌匾送到該鎮蔣家源村蔣梅花家。80多歲的蔣梅花說:“兒媳很孝順,嫁到我家10多年來,從來沒有頂撞過我。”東安縣通過“十星級文明戶”“文明家庭”等評選活動,傳承良好家風,培育文明鄉風。為防止紅白喜事大操大辦,該縣馬頭灣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對村民操辦紅白喜事進行引導,杜絕奢侈浪費,提倡勤儉節約。村里還組織開展留守老人、兒童關愛活動等。

  鄉村是否振興,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看農民的精氣神旺不旺、鄉風好不好。近年來,一些地方鄉村文化特色逐步喪失,維系農村社會秩序的鄉村精神逐漸解體。在一些農村,家庭觀念逐漸淡化,不養父母、不睦鄰里等有悖社會公德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地方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攀比之風和過度消費盛行。對此,很多地方進行了探索,倡導發展優秀傳統,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從鄉村發展歷史看,盡管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很多傳統依然延續,“禮俗”力量在維系村落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利用道德講堂、村史館等場所,廣泛開展“好媳婦、好兒女、好公婆”、最美鄉村教師、最美家庭等評選活動,通過身邊的“凡人善舉”,樹立時代新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評、事事有人管”的鄉村治理新格局。

  “未來鄉村治理中,自治的事項會逐步減少,適用法治的東西會逐步增多,城鄉在治理體系上會逐步趨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說,要更加重視德治,因為無論自治、法治,都是有成本的,而德治的重要作用就是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降低農村社會的運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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