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越少結果越好?從選擇悖論看高考“3+1+2”新模式,熱點題材,股票新聞,概念股,主力資金流入

金投資訊

選擇越少結果越好?從選擇悖論看高考“3+1+2”新模式
2018-12-25

  >相信不少人會熟悉這樣一個寓言小故事,講的是一頭驢,在面對兩堆體積、色澤和質量相同稻草時,由于糾結如何選擇哪一堆稻草的問題,最后竟然給活活餓死。這頭布里丹的驢,可媲美于亞里士多德的狗,后者是在面對兩塊相同誘人的肉時,不知如何選擇才好。這一狗一驢,撐起了哲學領域的一角天地,衍生出不少哲理觀點。然而,它們畢竟只是哲學家臆想出來闡發哲理的產物。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是否也會困惑、甚至受累于選擇選項多寡問題呢?

  最近,廣東高考綜合改革新方案擬推出“3+1+2”新模式,在網上引發熱烈討論,爭議焦點之一就跟選擇選項多寡問題相關。“3+1+2”新模式是由語文、數學和英語3門必考科目,加上物理、歷史任選1門,以及生物、化學、地理和政治等四門選考科目任選2門構成。與今年正式實施的3門必考科目加上6門任選3門的“3+3”模式相比,新模式比已有模式整整減少了8種選擇組合。學生可供選擇的機會減少了,這是利好消息,還是不利消息呢?

  從宏觀角度看,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深遠巨大。相比先前的文理兩科,現行的“3+3”模式在充分表達學生(或家長所意愿)的個性化特長或專長同時,可以更加靈活地適應高校和社會對多樣化專業素養和專業人才的需求。然而,由于不同學科存在學習難度和給分差異,一些學生(或家長)挖空心思地理性權衡和機智選擇,讓理應“受寵”的物理和歷史學科備受“冷落”。正在審議中的“3+1+2”新模式,無疑是對“3+3”模式下的學科選擇偏誤進行及時調整和行為干預。它在尊重學生個性化專業需求同時,也試圖通過頂層設計來規范和引導學生的學科選擇行為,意圖讓學科選擇結果能夠更加吻合高校招生要求,也更能滿足社會人才專業需求。

  從廣東高考新模式來看,可供選擇的學科組合減少了,這至少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效應:一是,所有人的決策選擇組合縮減40%,這將有利于減少學生或家長的決策時間和決策成本。它可以讓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具有生產性的專業學習或工作上,而不用浪費在不同組合優劣的權衡比較上。這對于學生和社會來說,是利好消息。二是,原先意圖選擇所縮減的8種學科組合的學生,將會被分散至另外的12種學科組合中。這會增加12種組合的競爭激烈程度,也會導致高校不同專業高考錄取分數的再排序。原有高校報考和專業選擇信息,將會失去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新模式下的第一屆考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高考改革后的信息不充分問題,高校和專業報考選擇也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高考新模式改革意圖利好高校和社會,但是無形中也增加第一屆考生的選擇風險。

  上述關于選擇越少結果越好的“選擇悖論”觀點,有些人可能不會贊同。因為從理論上來看,可供選擇選項越多,就能夠更多地吸引和更好地滿足不同人的不同口味偏好,進而取得更高滿足感,獲得更好選擇結果。與此相反,選擇選項越少,總會使得一部分人沒法選擇自己最心儀的選項,無法實現在更多選擇條件下的更高滿足感。具體來說,在“3+3”模式下能夠選擇“物理+歷史+其他”的4種學科組合,或者是選擇不帶有“物理+歷史”的其他4種學科組合,但是這8種組在“3+1+2”模式下就沒辦法實現。那些對這8種組合情有獨鐘的人,將無法選擇到最心儀結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其他12種組合中另行選擇,這就是一個次優而非最優選擇方案了。正是由于高考改革新模式削減了這些選擇機會,讓一些人覺得選擇受到限制,福利必然受損,由此引發熱議。選擇越多結果越好,選擇越少結果越差,這一樸實觀點一直深入民心,為民眾廣泛認可和普遍接受。

  然而,選擇越多結果真的越好么?上述兩個例子,布里丹的驢和亞里士多德的狗,就已經否定了這一結論。選擇越多結果很可能越差,這并非只是哲學家臆想的結論,也得到很多心理學和經濟學證據的支持。姑且以其中一項研究為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希娜·亞格爾教授和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馬克·萊珀教授的合作研究,就揭示出生活中存在“選擇悖論”現象:選擇越多,效果不是越好,反而越差。他們研究發現,提供試吃品種越多,消費者購買比例反而越低,滿足感反而下降。在食品雜貨店里面,消費者在面臨24種不同果醬口味下的購買比例只有3%,而在只有6種不同果醬口味下的購買比例則高達30%。在30種或者6種巧克力可供品嘗選擇的實驗里面,參與者在前者中所獲得的滿足感反而明顯低于后者,做出品嘗決策所需時間也更多。學生也同樣面臨“選擇悖論”。在一個允許學生看完影片后圍繞寫作話題提交短文以獲得學分的實驗研究里面,與面臨30個可供選擇的話題相比,面臨6個寫作話題的學生選擇提交作業的比例更高,作業質量也明顯更好。

  為什么會出現選擇越多結果越差、選擇越少結果越好的“選擇悖論”現象呢?主要理由在于,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對于不同選項事前并沒有非常明確的偏好傾向,最優選擇依賴于不同選項之間的權衡比較和取舍。當選擇選項增加時,做出決策需要獲取的信息量增多,所耗費時間和精力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不同選項之間的吸引力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小。在更多選擇選項情形中,最優、次優和其他選項的差距變小,這會增加決策選擇的難度,提高事后后悔的概率,增加選擇結果并不是最好的憂慮。選擇重要性越大,越容易猶豫不決,更容易患得患失。具體到高考科目選擇組合上,不少高中生對于不同學科的偏好和興趣,還處在發掘、引導和培育期,還沒有表現出非常明確的科目組合偏好傾向。相比于以往文理兩科的二擇一,今年正式實施的“3+3”高考模式選擇組合一下子變為20,整整翻了10倍。與一般消費選擇不同,高考選擇不只是個人最優選擇的問題,而且也是在全省幾十萬人全國近千萬人的互動博弈中尋求最優的博弈問題。一念之別,一分之差,很可能會產生對比懸殊的后果。這對于許多學生和家長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因此“選擇悖論”困境難以避免。而正在審議中的“3+1+2”模式讓選擇組合一下子縮減了40%,大大減少學生和家長的選擇負擔,不失為一大福音。官方給出新模式調整介紹時提及,“組合少了,學生選擇方案就少了,選擇的焦慮也就少了”,“我個人認為這是好事”。這些說法還真不是空口無憑、空穴來風,即使是放在國內外已有的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研究當中也是站得住腳的。

  當然,我們接受選擇越多結果越差、選擇越少結果越好的“選擇悖論”觀點,并不表示我們主張高考應該回到原來的文理分科;甚至干脆取消選擇,讓高中生應考全部科目。畢竟,對于“什么才算多、什么才算少”這一難題,學界還沒有明確說法。它因事而異,也因人而異。適宜的高考學科選擇組合數量,不是一個求解最優數量的簡單數學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大學專業設置、社會人才需求的供需銜接匹配難題。它甚至可以隨著未來人工智能普及、學生和家長的信息處理能力而發生明顯變化。對于許多學生及其家長來說,有時最為痛苦或最為無奈的事情,莫過于正好成為新模式改革試驗的小白鼠,或者錯失趕上舊模式的最后一趟車。因而,社會需求、大學專業供給和高中學科設置的通盤考慮、頂層設計,高中學科選擇興趣傾向的事前模擬調查,大學專業新增及調整的信息匯總披露,社會不同專業人才供需結構變化和缺口的科學預測預警,高考不同學科考核難度和評分的規范統一,必考科原始分選考科標準分的綜合評價,諸如此類,無疑是調整和推行高考新模式之前需要充分調研和科學論證的基本功。

  (作者連洪泉為華南師大經管學院副教授,法國經濟理論和分析中心訪問學者)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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