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銀行花式“補血”進行時:強監管引領銀行進入拼資本時代,熱點題材,股票新聞,概念股,主力資金流入

新年銀行花式“補血”進行時:強監管引領銀行進入拼資本時代
2018-01-09

  過去的2017年,銀行業面臨強監管施壓、利差收窄以及2018年資產擴張等多重因素。在此背景下,上市銀行積極發行優先股、次級債,非上市銀行扎堆排隊IPO,“補血”熱潮已經開啟。

  2017年三季度以來,已經先后有建行、招商銀行完成了總計人民幣約875億元優先股發行。而主動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來“補血”的做法,在四季度也呈現井噴式增長。11月份,二級資本債總計發行1148億元,環比增長逾60%,創下年內發行新高。

  另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可轉債成銀行“補血”新寵。截至2017年12月25日,A股上市銀行中待發的可轉債規模高達1765億元。而過去十年中,僅有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民生銀行發行過可轉債,合計850億元。

  與發金融債“小補”相比,地方銀行通過沖刺IPO輸血資本金“大補”也已經增至16家銀行。證監會披露的最新信息顯示,新一年排隊銀行的數量已達到16家,較去年年初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兩家銀行處于“預先披露更新”。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業研究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表示,監管強化背景下,銀行業合規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已經轉向“拼資本”,以往很多銀行表內外業務擴張,通過監管套利方式,降低資本成本,所謂“輕資本”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從“拼規模”到“拼資本”

  每年辭舊迎新,銀行便會開啟新一輪“補血”熱潮。

  彼時,2016年中信銀行年報顯示,該行資本充足率稍顯不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8.64%,較上一年減少0.48%,已經接近監管下限。為了補充資本,中信銀行發行了350億元境內優先股,將一級資本充足率提升約1個百分點。2017年2月,該行股東大會又批準同意發行400億元可轉債,完成“輸血”。

  2018年大幕剛剛開始,大型商業銀行紛紛提早做好準備。2017年三季度伊始,便有兩家大行祭出優先股補血大招。

  其中,兩年前祭出優先股“補血”方案的建行于2017年9月,在境內發行不超過6億股的優先股,募集金額不超過600億元,并按照有關規定計入該行其他一級資本。12月底,招商銀行也公告稱,該行已完成非公開發行2.75億股境內優先股,募集資金總額人民幣275億元。

  對于銀行陷入年年“補血”怪圈,某股份行首席經濟學家對第一財經表示,當前市場上,銀行的貸款往往比債券利率還低,再加上證券化的發行成本,這就導致了銀行這類的信貸產品難以證券化,致使銀行的資產規模只能不斷擴張。由于銀行業資產盤活的效率不高,這就倒逼銀行在擴張的過程中,必須不斷補充資本,以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

  而隨著2017年金融去杠桿和資本考核趨嚴政策,無疑更加大了銀行資本充足率合規壓力。

  2017年央行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統計口徑,提高了MPA中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的達標門檻。而根據銀監會資本新規過渡期安排,到2018年底,系統性重要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不得低于11.5%、9.5%和8.5%。

  曾剛指出,此前銀行所謂的輕資本模式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輕資本,通過監管套利方式,在銀行表內不同科目之間,例如傳統科目,同業業務科目調整,或表內外業務調整降低名義上風險資產規模,讓有限資本支撐更多表內外業務量。

  隨著監管收緊,未來表外業務表內化是趨勢,表外業務按照表內標準計提風險資產,這些都要求銀行補充資本金。

  “原來銀行拼規模,未來銀行進入拼資本時代,核心資本數量,以及資本持續補充能力,包括銀行盈利能力,以及多元化融資渠道,這類銀行未來將迎來更好發展。”曾剛說。

  不過,與2016年銀行股IPO的火熱場景相比,2017年的銀行上市之旅可謂平淡。此前地方銀行的上市也經歷過發行被推遲的命運,已走上IPO的康莊大道的銀行也非高枕無憂。

  除了鄭州銀行、蘭州銀行、蘇州銀行青島銀行、青島農村商業銀行以及江蘇大豐農商行選擇在深交所上市。長沙銀行、徽商銀行、哈爾濱銀行、浙商銀行西安銀行、廈門銀行、威海市商業銀行、浙江紹興瑞豐農商行、江蘇紫金農商行和廈門農商行則擬在上交所上市。

  提高資本充足率,加強風險控制能力,滿足業務發展需要,為成功上市創造條件。處于A股IPO排隊審核狀態的長沙銀行,再次更新招股說明書申報稿,稱其增資擴股事宜已經獲得監管部門批準,注冊資本增至34.3億元。

  千億銀行轉債待發,殺入AT1市場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7年12月25日,A股上市銀行中待發的可轉債規模高達1765億元。而過去十年中,僅有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民生銀行發行過可轉債,合計850億元。

  中信證券固收分析師余經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優先股、二級資本債等工具不同,可轉債轉股后,可以直接補充核心一級資本。

  余經緯表示,銀行轉債發行預案井噴,與再融資方式轉換、轉債市場加速擴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再融資新規后,可轉債審核和發行節奏加快,也成為了更多上市銀行所青睞的資本補充手段。

  2017年2月,中信銀行股東大會批準同意發行400億元可轉債。中信銀行董事長李慶萍表示,“在當前市場環境下,發行可轉債是募集資本的最佳選擇,從長遠看有利于提升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對本行和投資者來說的雙贏的。”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目前常熟銀行可轉債發行方案已經獲證監會核準,而吳江銀行和江陰銀行的轉債預案也獲發審委通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銀行的發行規模均不超過30億元。

  隨著上市銀行密集推出可轉債發行預案,市場的需求也成為了銀行轉債發行放量的阻礙,例如光大銀行500億可轉債發行過程中,資金面明顯受到沖擊。而在可轉債信用申購出臺后,銀行可轉債的發行對資金面造成的壓力明顯減小。

  寧波銀行100億可轉債發行也遇到了一定困難,由于寧波轉債上市期間,轉債市場面臨大規模的“破發”潮,在網上申購的20.89億元寧行轉債中,有面值1.49億元轉債中簽者放棄繳款,占比超過7%。

  “銀行做可轉債和定增都會受到最新一期的每股凈資產限制,是一個相對獨立一點的轉債類別,但是銀行應該會比較青睞這種融資方式。”余經緯表示,未來銀行轉債在票息上可能也會補償更多,這是轉債相對于定增的優勢所在,不過定增可以直接補充核心資本,而轉債還要轉股后銀行才能實現資本補充。

  除了可轉債 “新寵”外,殺入AT1美元債市場也成為一些銀行曲線救國之路。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中資銀行2017年AT1美元債較2016年發行量翻倍,發行總額約為2016年的3倍。

  AT1 債券全稱為( Additional Tier 1),即其他一級資本的資本補充工具。巴塞爾委員會對各類資本工具做了具體規定, 其中核心一級資本對應工具主要為普通股,二級資本對應二級資本債 (次級債),而其他一級資本對應的即為優先股。在轉股之前,該融資工具呈現債券特性,即 AT1 債券。

  銀行對這一融資工具的青睞,還來源于美元債市場上中資銀行較其他銀行所發AT1 債券相比,有明顯的利率優勢。

  民生證券分析稱,由于中國商業銀行多數已具有較高的資本充足率,且以中國機構為主的投資者對中資銀行已建立一定的了解和信任,與同級別的其他國家 AT1 債券相比,中資 AT1 發行利率明顯較低。從發行金額來看,中資銀行2017年發行的AT1債占全球市場的39.86%,地位顯著提升。

  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對資本補充的需求逐漸提高,發行AT1債券的銀行也從最初的四大行發展到A股上市的股份銀行,目前不少城商行也加入發行的隊列。

  非保本理財回表使資本承壓

  伴隨著強監管整肅過程中,銀行資本壓力變大是必然現象。同時,從2013年逐步實施新巴塞爾Ⅲ要求,每年逐步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對銀行資本補充壓力越來越大。絕大多數銀行以及金融機構而言都感到沉重的資本補充壓力。

  近日銀行業協會對中國166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1920位銀行家進行的調查《中國銀行家調查(2017)報告》顯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指標持續承壓,44.1%銀行家認為,當前資本充足率指標對經營存在較大壓力。遠高于銀行業其他核心指標,例如不良率(39.1%)、撥備覆蓋率(34.0%)。

  而此前,東方資產董事會秘書、副總裁陳建雄層在銀監會例行發布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2017上半年東方資產業績增長情況看,凈利潤增長30%多,但規模增長不到10%,主要是受到資本金約束。

  例如2017年底出臺的資管新規征求意見稿與此前的銀監會“三三四”檢查中要求,資產管理產品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應當遵守限額管理、風險準備金要求、流動性管理等監管標準。

  目前,銀行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約為24萬億,其中非標資產約為5萬億,債券資產約為12萬億。如果未來非標和部分債券回表,資本金將承壓。

  有法365首席經濟學家李虹含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按照一半非標和2萬億信用債計,按照10%計提資本,需要消耗4500億元資本金。非保本理財資產回表將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補充形成較大壓力。目前許多上市銀行破凈,股東增資意愿顯著降低。影響了銀行資本補充的意愿。

  不過監管也并非一刀切。2017年7月,銀監會發布《關于修改<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對《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的八個條款作出修改。

  其中,“優化中資商業銀行投資設立、參股、收購境內法人金融機構以及募集發行債務、資本補充工具的條件”這一條備受市場關注。

  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這對銀行的影響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助于銀行通過募集發行次級債和其他資本補充工具,及時補充資本,提高資本充足率,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二是有助于銀行通過發行金融債,發揮主動負債能力,優化負債結構,降低資產負債期限錯配,提升流動性風險管理水平;三是有助于銀行通過發行專項金融債等方式支持“三農”、小微企業以及綠色產業等金融薄弱環節的發展。

  業內人士認為,上述政策調整是“強監管”背景下,考慮到銀行資本補充壓力增大,加之近幾年銀行業不良率升高,銀行計提撥備力度加大,消耗利潤,靠盈利補充資本的能力也有所下降。

  曾剛指出,從長遠看,銀行還需要盡快進入集約化發展模式中,不能一味通過資本補充來獲得規模業務增長。資本也有昂貴的成本,銀行最好能夠走出資本集約化發展模式,靠自身盈利積累實現可持續發展,而非一味通過外援式融資擴充資本金。監管強化將引導銀行從規模擴張至上轉變為效益至上。

  2017年12月7日,《巴塞爾協議III》修訂完成,并將從2022年1月1日起逐步實施。

  興業研究魯政委對此表示,擬于2022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操作風險最低資本要求》(下稱《要求》),將現行操作風險資本四種計算方法統一為一種,與修訂前相比主要有三點不同:一是以商業系數替代營業收入作為計算基礎,對銀行會計報表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將監管罰款、違規交易損失等歷史損失納入計算,在強監管背景下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形成考驗;三是大幅提升披露要求,明確銀行需要公開操作風險年損失額及商業系數中子項目信息。

  此外,考慮到各金融市場的不同特性,《要求》對不同地區監管機構在計算方法、如何納入歷史損失等方面給予了一定的自主權。“目前,我國及歐洲、美國等世界主要監管轄區仍然沿用2004年巴塞爾委員會發布的《巴塞爾協議II》中操作風險資本計算框架。考慮到《要求》相比與原框架計算方法和披露要求變化較大,因此,很可能各國監管機構隨后會調整本國監管政策要求。”興業研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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